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大国经济研究中心、亚洲经济研究中心于2024年10月18-19日在乐乎新楼大学厅举行“走向未来的亚洲文明和亚洲经济共同体”国际学术论坛。上海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聂清出席会议并致辞，来自日本名古屋大学、韩国高丽大学、印度尼赫鲁大学、越南河内科技大学、新加坡东盟中日韩经济研究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上海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吉林大学、河南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通过交流、碰撞与融合，深度理解亚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提出了建设亚洲经济共同体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思路。
一、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和趋势
上海大学大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欧阳峣教授分析了亚洲经济共同体建设模式及路径选择，他认为亚洲经济以高于全球速度持续增长，已经成为占据全球经济总量最大的洲，正在加速区域内一体化进程。他对比了欧洲、北美和亚洲三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共同体，认为亚洲共同体具有三元结构，这种以生产为导向的国际分工模式，可以实现亚洲国家之间的互利共赢。RCEP的签署正式开启了建设亚洲共同市场的进程，主要内容是消除限制和壁垒，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目前亚洲经济共同体建设仍处在消极一体化阶段，未来需要向积极一体化过渡，积极地制定一些共同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教授从贸易伙伴、FDI投资、劳工输出等维度对亚洲一体化的进程展开分析，他探究了亚洲一体化程度远不及欧洲一体化的原因，认为对比欧洲和亚洲区域中文化、宗教、地缘政治的因素，情况比起欧洲区域内较为复杂，因此，亚洲一体化的首要目标不应该在一体化上，应当更关注内部的差异性。逆全球化的进程阻碍了目前亚洲一体化进程，鉴于国际形势与经济发展的密切关联，中国需要关注地缘政治带来的经济问题，处理好国际关系带来的经济波动。
日本名古屋大学名誉教授平川均分析了“一带一路”对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他回顾了东亚经济圈的形成以及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认为伴随着亚洲新兴工业国的崛起和“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亚洲在全世界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在世界经济中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从中美对立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挑战。他认为特朗普对中国采取的强硬政策以及拜登政权限制高新技术企业的进出口都加剧了中美矛盾。中国建设绿色丝绸之路，发展数字经济，可以扩大“一带一路”战略在全球的影响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府管理学院林跃勤教授阐述了亚洲经济共同体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意义与支撑，他认为亚洲作为世界上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发展潜力最大的大洲，亚洲经济共同体的建设可为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的动力、基础支撑及示范作用；亚洲各国应加强沟通与协调，尊重彼此差异求同存异，通过建立多层次的对话机制和合作平台，加强各国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共同应对全球挑战，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完善。
印度尼赫鲁大学斯瓦兰•辛格教授讲述了“战略耐心”这一概念在印度与中国文明中的应用，以及这一思想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对当代两国关系的影响。印度与中国的哲学观念，如中国的道、阴阳、无为，印度的法、业、解脱，都强调了耐心与满足在政治与伦理生活中的中心地位。他认为“战略耐心”的独特性体现在它不仅仅是一种等待的策略，还是一种探索解决问题的新艺术，旨在实现持久和平。作为新时代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战略，随着中国和印度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将是连接中印两国关系最重要的战略。
上海大学大国经济研究中心讲师孟雪辰从亚洲交通网络建设的角度探究了亚洲市场一体化，认为亚洲国家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共识日益明晰，并且建设规模不断扩大，由此带来的亚洲国家之间的贸易一体化水平也有所提高。但在亚洲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中也存在诸多问题，例如我国与周边国家贸易成本偏高，通过贸易引力方程的测算，发现我国与周边接壤亚洲国家存在显著的边界屏蔽效应，而且亚洲国家之间的交通基础设施分布不均。未来我们要加强跨界基础设施建设，强化跨国政策的协调机制；建立多元化的融资机制与合作模式。
二、区域伙伴关系协定及其影响
韩国高丽大学姜文盛教授探讨了专利、区域贸易协定（RTAs）与信息通信技术贸易（ICT）之间的联系，通过实证发现进口国专利对ICT贸易有负面影响，存在贸易阻碍作用，具体的作用机制表现在：专利数量增加越多，一个国家拥有的技术创新能力越强；技术创新能力增强会降低一国相应部门的技术进口，加强专利保护对贸易的阻碍作用在技术密集型行业（如ICT）可能更为显著。虽然专利对ICT贸易会产生阻碍作用，但是RTAs所带来的贸易创造效应可以抵消进口国专利对ICT贸易的不利影响。
上海财经大学商学院鲍晓华教授阐述了制度性开放与区域贸易协定原产地规则之间的关联，她的研究表明原产地规则通过限制区域外的中间品进口，从而抑制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在原产地规则与区域价值链上，原产地规则通过改变企业生产成本和贸易成本影响了区域价值链的发展。此外，原产地规则能够降低非正式贸易壁垒、提高企业潜在出口产品中进口来源国的价值成分。
上海大学经济学院赵金龙副教授从全球RTA的发展趋势、RTA内容等多角度阐述了全球RTA深化的新趋势与新特征。他通过并对比说明了不同经济水平的国家签署的RTA的异质性，以哥斯达黎加企业和我国企业的出口实证分析为例，发现RTA对非成员国企业出口进入的影响是非减反增的。同时，发现东亚各国的区域经济合作同时存在内聚和分类两种平行趋势和动力，各国都非常重视与亚洲国家的区域合作，但同时都采取了一种大国制衡的战略，纷纷与美欧等亚洲以外的大国签订深度自由贸易协定。
越南河内科技大学讲师郑芳丽讲解了在精细农业方面的关于东盟市场拓展的营销策略，认为在东盟，农业被认为是经济的“支柱”，帮助各国克服许多波动和危机，对确保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她通过对中国华测导航（CHC）的案例研究，结合传感器、信息系统等来优化生产的运作模式。同时，东盟推广精细农业的市场策略、以及华测导航（CHC）是抓住消费者需求进行战略定位和市场营销的，指出了研究营销策略的有效性与 CHC 的精细农业解决方案的一些营销结果之间的关系的必要性。
上海大学亚洲经济研究中心讲师杨逸夫分析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在绿色农产品贸易领域的现状、机遇与挑战，认为随着RCEP协定的签署，双边农产品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但也面临着贸易标准不统一、认证体系差异、可持续农业技术投入不足等问题。建议通过统一标准、加强认证、加大技术投入、动态协调需求等措施，促进绿色农产品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实现区域经济的共同繁荣。
三、亚洲的经济增长和直接投资
新加坡东盟中日韩经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黄贤国认为东盟+3地区的经济增长动力主要来自区域内需求的推动，目前东盟+3地区投资和外部需求呈现良好的增长，由于就业条件良好和通胀放缓的趋势稳定，零售销售量保持稳健增长。商品出口规模也因为受到全球经济前景改善和科技需求强劲的推动进一步扩大，在数字化转型、商业流程外包、旅游和金融服务不断发展的大背景支持下，服务出口包括旅游业规模也呈上升趋势。同时，我们应该正视东盟+3地区的经济增长前景面临着不确定性的现实问题，特别是与美国总统选举和金融市场波动相关的不确定性。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薛军教授指出面对诸多上升的不确定性，需要重新审视国际直接投资的趋势及其对去工业化和经常收支的影响。他采用了国际收支数据与《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指数年度报告》等权威资料，分析中国经常账户、贸易顺差及投资收入等关键指标。他认为我国可以学习日本“由追求GDP增长到逐步树立GNI立国的经验，正确引导支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特别是避免“过早去工业化”并关注FDI对经常账户的影响，同时应进一步探讨去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如何优化对外投资策略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玄春姬副教授分析了近三十年韩国对华直接投资走向，横向比较了韩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分布，认为导致近年来韩国对中国直接投资减少的直接原因是2019年中国半导体技术反超韩国，数据显示韩国对中国撤回的投资分布中，液晶显示器、半导体相关行业占比最高。她认为韩国对中国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最重要的原因是庞大的需求市场；其次是中韩产供链深度互嵌。而导致韩国减少对中国直接投资的最重要因素包括中美战略竞争以及美国对中国技术封锁，中韩产业竞争性加剧，韩国政府颁布经济安全战略领域的三部法律，也限制了韩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
上海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奎副教授基于2005-2022年的中国全球投资跟踪数据库，构建了中国对“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国家投资的“国家-行业-年份”三维面板数据，通过三重差分模型实证探究了“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国家绿色能源投资的促进效应。他发现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在沿线国家绿色能源投资项目的次数和金额均实现了显著增长，且中国对外绿色能源投资主要倾向于通过跨国并购的方式实现，投资重点集中在可再生能源领域。这为中国积极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在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给出中国方案并持续做出积极贡献提供了经验证据。
河南大学经济学院李麦收教授分析了中国产业链转移的现状和原因，2008年后受金融危机等多重因素影响，中国出现低端制造业向外转移，高端制造业回流的现象。中国的产业链转移特点主要表现在：外迁环节相对集中，以东南亚为主要转移地；产业链转移规模大，层次提升，技术密集型产业也开始向外转移。他认为产业链转移的内因主要是由于劳动力、土地等成本的上升，外因主要是中美贸易摩擦、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产业链的外移降低了中国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面对产业链外移加剧的情形下企业要做的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业链竞争力，打造新的比较优势。